（2018年元旦Pasadena玫瑰花车中的华人花车）
搬家之前，我的邻居中交往比较多的，就有一户台湾家庭和一户香港家庭，搬家后，我们正对面的一户又是台湾家庭，隔壁的又恰好是香港家庭。虽然我们居住的城市，华人都不会少（学区好的城市华人都不会少），但是目前为止，和我们一样来自大陆的，在邻里中好像还没发现。所以虽然洛杉矶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已经不少了，但是分散到我们身边，其实还是少。
我常常有机会去参加一些社交聚会，大部分是我们朋友公司或者个人支持某一位政治人物竞选本市、本州、甚至是联邦众议员而召集的募捐晚宴。洛杉矶本来就是华人聚集的大城市，所以这种机会很多，像我们这种从大陆来的，天生对于政治明星有种合影情结，我刚开始时也不能免俗，看到赵美心（第一位华裔女性联邦众议员）、伍国庆（赵美心老公、加州议员）等常常能够在国内新闻中看到的人物，就在自己身边，也会上去合影（他们也常常过来和每桌募捐者合影）。后来机会越来越多后，我第三次在宴会上见到赵美心时，其实就已经没有合影的冲动了。
我和赵美心第一次见面交流时，本能地亲切地用国语问好，但是我惊讶地发现其实她听不懂国语，后来才知道她的父亲其实也是出生在加州的，只有她的母亲是广东人，所以她只会说粤语。但是这当然不会影响她目前在美国华人世界的政治地位。因为在美国能够有话语权的华裔政治人物本就很少。
由于华人人数和实力的增强，目前洛杉矶也有几位市长是华人，比如我直接接触过的圣盖博的市长廖钦和（Chin Ho Liao）、核桃市长苏王秀兰（Mary Su）等，在美国和这些政治人物接触其实是很自然的，他们也需要社会方方面面人物的各种支持，特别是他们的华裔身份，更需要或者说更容易得到华人的支持。
这些华裔的政治人物，他们的政治道路会比那些政治基础更好的白人更加的艰难。一次廖钦和在举办完他的市政报告会，和我们几个话比较多、最后走的朋友一起走到停车场的路上时（没有司机，自己拎着各种资料），对于目前他在市政府的工作掣肘发了很多抱怨，说本来这次的市政报告应该安排在更大的场所的（那次的场所是圣盖博大剧院的入口过道小厅，连接大剧场和外面的过道空间），但是受到市政府其他议员的掣肘（市政府由5位民选议员民主决定日常重要事务），所以这次的场地如此拥挤（真实情况的确是座无虚席，而且挺多人想进来没有位置了，必须用提前发邀请函的方式控制人数）。对于他的抱怨，我们也是看在眼里的，但是没办法，我们的能力只能提供一些竞选经费和投票，至于在市政府内的工作，就只能在外围看着了。
在美国当政治人物是要花钱的，不仅需要政治人物的个人魅力、口才、工作能力等，还需要筹措政治经费和各种拜票。所以如果不是真的对政治有兴趣，也很难坚持到后面。而华人就整个群体来说，其实还是很缺乏政治意识的，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人，更多的是过好自己的小家庭，在社区服务、市政参与上缺乏热情和时间的投入（参加一些市政报告会、市民集体听证会等）。所以在美国，最终通过激烈的竞选能够走到台前替华人世界发声的华裔政治人物很少。
我个人来说，是看得清这一点的，所以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在能力许可下，我是尽量会参加各种支持华人社会和政治人物的活动，而我也希望我和我太太更多的能够有时间去参加一些社区的义工服务和参与市政相关的各种会，其实目前我们已经在这么做了。就整个华人群体来看，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华人目前在美国毕竟是少数族裔（2015年数据：华裔占美国总人口的1.4%），就过往的历史来看，华人的声音在美国社会很难听得到。而美国又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很多政策的制定与族裔或者社会团体的选票多和“嗓门大”有直接的关系。
这种期待团结的共识我相信整个华人世界是统一的，但是我们在逐渐参与各种华人社会的活动时，也发现了其中的复杂，也就是说有些理想并不是靠一种单纯的一厢情愿就能迅速建立的。
首先有必要列几个在美国的华人世界的数据，让大家有个直观的概念：美国亚裔一共1944万（2013年数据），占美国人口的6%，为什么列出亚裔呢，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填表格的时候选择族裔时只能勾选Asian（亚裔）。在美国的华裔452万人（2015年数据），虽然是占到亚裔人数第一，之后是菲律宾、印度、越南、韩国、日本，但是也仅仅占美国人口的1.4%。在美国的华人中，目前有70%是出生在美国之外的，其中有85%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具体的比例数据目前没有），另外15%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还有一组数据是吧华裔分为一代移民（占54.2%），1.5代移民（指那些童年时跟随父母移民来美国的，占29.8%），第二代移民（16%），第二代移民又被称为ABC（American Born Chinese）。目前更多的华裔政治人物是属于第二代移民，赵美心、朱棣文、骆家辉等都是出生在美国，而且从直观的感觉看，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裔政治人物占到多数。
加州和纽约是华裔聚居地，两地华裔居然占到全美华裔的57.6%，其中加州就占到了38.4%，但是即便是我们华人最具人口优势的地方，把加州的华人人数放到加州总人口中，也仅仅占到了3.78%，所以来自中国的游客有时候因为常常去华人聚集的地方旅行或者短暂居住，就觉得中国人快把加州占满了，其实从数据上看其实一路了然，华人仅占3.78%，而中国大陆的占比就更少了。因为目前没有具体数据，但是从我在加州社会圈子观察看，来自台湾和香港的人口比例恐怕目前看还是更占多数的，特别在政界和商界。
因为语言的关系，无论生活上还是工作上，我更多地是和台湾人交往，至少他们说国语嘛（香港人之间说粤语），所以有时候我会参加他们的各种社会活动，有一两次这种社交活动中会出现台湾政界的人物做发言，一旦涉及海峡两岸的说法和观点时，我就显得有些尴尬了。所以有时候我的台湾朋友在拉我参加各种聚会时，也会细心地考虑到这一点，这种氛围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如果你留心的话，在大华裔圈子中，其实还是有各自的小圈子的。
除了这种大社交活动，私人的小聚会有时也会体现出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们的不同观点。有一次家庭聚会，大家玩到深夜，突然开始讨论一个关于“选择民主，还是选择发展”的话题，在场的恰好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各占三分一，现场激烈交锋，以至于过了凌晨大家都不觉得。好玩的是，大陆的朋友温和地选择民主，香港的朋友强烈地选择民主，但是台湾的朋友却是强烈地要求发展的，观点各异，演讲水平也高，各个引经据典、罗列案例，，，最后也是不了了之，谁也说服不了谁。
前一阵子我的微信朋友转给我一个信息，是关于支持杨安泽（Andrew Yang，2020年总统候选人，7位民主党候选人之一）的一个华人签名，发给我的人是我的听友，她说杨安泽是她朋友的女婿。又是朋友关系，又是50年来第一位华人参加总统选举（50年前已经有一位美籍华人邝友良Hiram Fong代表共和党参加过大选）。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是非常愿意支持的啦，所以立刻就把消息转发到我的各个微信群内，过了一会儿，在我的美国群内有一个朋友就发信息问我，看过杨安泽的施政观点吗？我也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迅速看了一下关于杨安泽的相关文章，明白了那位朋友问我的意思了。
杨安泽的竞选口号是“人性至上（Humanity First）”，他最吸引眼球的主张是，现在的机器越来越多地抢夺了人的工作，于是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全民发钱。“机器人和软件抢了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没法让他们交钱出来，我们要让他们的工厂交税！加个增值税（Value-Added Tax），所有的工厂都会被征收10%的增值税。这笔钱，就用来回馈给我们每一个美国人！。”这是他的观点。明显这个观点是和我的是不同的，这也是我的那位朋友提醒我注意的原因。不过我考虑了一下，作为华人，我觉得我是希望能够帮到杨安泽的，至于他的观点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接受，或者今后他会不会修正他的观点，这是要看他今后的努力了。
举这个例子，也是想说明当今美国的华人社会，其实也不仅仅是一张华裔的脸就能够团结华裔了，华人社会也分“左右”甚至“极左极右”。杨安泽的观点看起来属于民主党中相对“白左”的观点（美国的左右正好与我们认识的相反，民主党支持类似民主大锅饭的观点称之为左），而我也看到一个公众号，是支持川普的极右政策的，但凡看到左派观点，那是不留情面地打击啊。所以那些感觉在华裔社会一呼百应的政治明星，比如赵美心，也同样在一些政治观点上被华人声讨，比如她投票反对过对华人有利的STEM绿卡提案，声称对墨西哥人不公平。
这仅仅还只是政治上的观点不一致，如果再聊到宗教上，分歧就更加明显了。所以说在美国的华裔，在政治观点上的“左右”之分，宗教上的“佛与基督”之分，地域上又客观地存在着两岸三地的差异，甚至从来美国的年代（30年前来美国的，与5年前来美国还常常回中国的观点差异也很大），还有就是各自的年纪表现出来的观点和行为也都差异极大。华人家庭中的第一代移民还非常有中国情结，到了第二代无论家庭给予多少中国教育，其实他们也只能是把中华文化作为他们接受的各种文化的一部分去接纳了。
正是因为行走了足够的世界，也接触了够多的观点，所以我现在的体会是，“求同存异”是非常重要的，在相信自己的同时，也要尊重其他的人观点。说实话我现在很怕遇到一种人，他习惯了用高压的方式，希望把他的观点装进我的头脑，移民时间长的习惯了指点新移民，老人家习惯了指点年轻人，如果没有得逞，轻者他会觉得自己很失望，或者对我很失望，重则就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关系，甚至割袍断义、甚至到处恶语中伤。这些是娘胎中带来的习惯，与来美国多少年，受过多少教育没有半毛钱关系。
文绉绉了一整篇，最后给咖啡加些糖。其实观点就像内裤，谁都会有，但是不必逢人就急于抖出来，告诉别人有，更加不要觉得你穿的舒服，别人一定也穿的舒服。“求同存异、协作发展”也许才是美国华人团结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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